中朝(韩)查边勘界史话 汉灭卫满朝鲜在平壤设置乐浪等四郡

　　中朝(韩)查边勘界史话

　　中朝两国边界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河是明宣德以后逐渐形成的，但19世纪后期，两江，尤其是图们江上游至江源地带，河多水浅，边界不明，源头不清，因此屡有边民非法越境，引起中朝两国多起外交纠纷。清朝为杜绝此类事件发生，多次派员审视鸭绿江、图们江上游两国边界地带。随着中朝边界的划分确定，清廷先后于1902年在鸭绿江、图们江上游区域设置临江县，于1908年对奉、吉两省进行勘界，分奉界临江县东域组建长白府，于1909年在长白府的辖境内分设抚松、安图二县，在吉界设立延吉府等，开始了长白山区移民实边的历程。

　　一、清代以前对中朝(韩)边界的有关记述

　　朝鲜人本是华夏汉族的分支。商朝被西周灭后，商朝贵族箕子(商纣王的亲戚)率领5000移民在朝鲜建立了第一个政权：箕子朝鲜。箕子朝鲜领土在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治所平壤。前后存在了1000多年。

　　公元前280年，燕将秦开攻箕子朝鲜，取地2000里，占领了辽东、朝鲜半岛等大片领土。以满潘汗(今朝鲜博川)为界。满潘汗地近浿水。两国以浿水为界，其南为箕子朝鲜，其北为燕，这是中朝两国最早的疆界。

　　秦始皇统治中国时期，很多燕国人逃到朝鲜半岛南部建立殖民地。

　　汉朝初期，汉朝人卫满和很多汉朝人逃到朝鲜避难，后来赶走了箕子朝鲜的朝鲜王，卫满自立为朝鲜王，统治朝鲜半岛北部。这是朝鲜半岛上的第二个政权：卫满朝鲜。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满朝鲜，在其地设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在包括朝鲜半岛中部以北地区实行了和中原地区相同的统治方式。汉与朝鲜的边界，汉四郡南境与辰韩、马韩、弁韩相接。

　　

 

　　图为，汉灭卫满朝鲜在平壤设置乐浪等四郡。

　　三国至西晋，中朝边界无大变化。箕子朝鲜的遗民在朝鲜半岛南部发展，最后建立了新罗。朝鲜半岛西南是百济，朝鲜半岛北方和东北的东南是高勾丽。三国时期，魏公孙渊在乐浪南部建立的带方郡，在现在的汉城附近。东晋时，中国东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高句丽与百济、新罗接壤。高句丽南境自西南的牙山湾起，向东，经鸟岭、竹岭，至今平海，与百济、新罗为界。618年，高句丽南境的西部至汉江北岸，南境的东部至朝鲜利原、端川。

　　

 

　　图为高句丽政权鼎盛时期的疆域图

　　公元668年前，新罗北境在开城北、平壤南，为安东都护府与新罗最初接界处。后新罗与唐灭百济，占领其地后，向唐要求领土北扩。唐赐浿水(今朝鲜大同江)以南之地予新罗。“唐与新罗遂以浿水为界，其南为新罗，其北为唐，其后，新罗又向北扩张领土。819年，辖属于唐王朝的渤海政权与新罗交界于泥河(今朝鲜咸镜南道永兴境内的龙兴江)。

　　

 

　　唐朝疆域图

　　唐末，朝鲜半岛复分为高丽、后百济及新罗三国。新罗末年，朝政腐败，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公元918年，新罗被起义军灭掉，建立王建高丽政权(918—1392年)。公元936年，王建高丽王朝重新统一朝鲜半岛。东北的地方政权契丹国、大辽国、大金国等仍控制今中国东北辽河以东地区和图们江以南的部分地区。

　　

 

　　宋辽时期疆域图

　　辽朝时，中朝边界已由唐时的浿水(大同江)，北退至清川江为界。金时，中朝边界大体依如辽代，唯一的变化是，1130年金将鸭绿江下游入海地段南岸的保州赐予高丽，鸭绿江下游入海口则实为中朝疆域的分界。

　　

 

　　宋金时期疆域图

　　元代中朝边界变化较大。1234-1269年元与高丽的疆界为：鸭绿江下游入海口地段为中朝边界;高丽长城的西端起至雪寒岭，为元与高丽在朝鲜半岛西北部的疆界;双城总管府南界则为元与高丽在朝鲜半岛东北部的疆界。1270-1290年元与高丽的疆界：鸭绿江下游南岸的高丽静州、义州、麟州、威远镇为元所属;以西京(平壤)为中心的朝鲜半岛北部，西起慈悲岭，东至铁岭，为元东宁踣;元之东宁路南岸与高丽接壤;慈悲岭和铁岭以南为高丽，其北为元所属。1290-1367年元与高丽的边界再次北移，朝鲜半岛西北部之泥城为高丽所占据，其南为高丽，其北为元，半岛东北部定州(定平)、咸州(咸兴)、忽面(洪献)、参散(北青)等城为高丽占据。

　　

 

　　元朝疆域图

　　1387年，明决定设铁岭卫，后撤回辽东立卫。高丽大臣李成桂，推翻了原高丽政权，建立了亲明新政权，请求明朝皇帝更赐国号。1395年，洪武皇帝朱元璋亲自起名为“朝鲜”。这是朝鲜半岛上第三个以朝鲜命名的政权李氏朝鲜。正式明确女真与朝鲜以鸭绿江为界。永乐帝继位后，将图们江流域的“参散、秃鲁兀等十一处女真”，归属朝鲜管理。此后以图们江为界的中朝边界事实被逐渐确定了下来。

　　

 

　　明朝疆域图

　　1636年，皇太极改后金为清。同年，皇太极为解除征讨明朝的后顾之忧，派兵攻打当时与明保持宗藩关系的朝鲜。朝鲜战败，求和。清与朝鲜订约结盟，并划定鸭绿江、图们江为两国国界，誓约“两国各守封疆，不许计仇，永世相好”。

　　1677年，清朝对东北实施封禁政策。鸭绿江、图们江中朝边境地带为封禁重点。两国之民私自越江处以死刑。尽管清廷实行严厉封禁，但是，对岸的朝鲜贫苦边民，迫于生计，仍不断犯禁潜入中国封禁地带。因此引起中朝两国多起外交纠纷。清朝为杜绝此类事件发生，多次派员审视鸭绿江、图们江上游两国边界地带。

　　二、康熙十六、二十三年两次派人踏查长白山

　　1.康熙十六年(1677)武默讷的踏查活动与祭祀长白山

　　康熙年间的踏查活动，除了稳边固防外，还与康熙帝对长白山发祥地的重视和编纂《盛京通志》、《一统志》及绘制《皇舆全览图》有关。

　　康熙十六年(1677)，皇帝命内大臣觉罗武默讷，带着侍卫费耀色、塞护礼、索鼐等瞻礼长白山，帝谕道：“长白山系祖宗发祥之地，今无确知之人，尔等四人前赴镇守兀喇将军处，选取熟路之人，往看明白，以便酌量行礼。”这是清代官方踏查长白山的第一次。同年5月4日，武默讷等人从北京出发，14日至盛京，23日至兀喇(吉林)地方。6月2日，武默讷一行人从兀喇出发，由陆路逆松花江而上，朝着额赫讷阴地方(头道松花江东支松江河流域，今抚松县境内)前进。6月17日到达长白山脚下。武默讷描述了远看长白山和下临池畔观察天池的情形，记述了天池的形状、大小、池水的颜色及五峰环绕的形状等，并指出天池左流者为松阿里兀喇，右流者为大、小讷阴河。这里，左里的松阿里兀喇似指松花江，即瀑布落下后形成的松花江源头，也就是二道白河;右流的大、小讷阴河似指松花江西源，又称额赫讷阴河(松江河)、三因讷阴河(锦江、漫江合流形成的头道松花江)。武默讷一行是从额赫讷阴地方来到长白山的，也就是沿着松江河逆流而上，是从西坡或者西南坡登临天池的。一行人看完天池后，还进行了礼拜，之后下山，瞻视和行礼是此次踏查的重要内容。亲临长白山感受长白山的神奇和灵验，是此次踏查活动的成功之处。武默讷于18日踏上归程，21日，到达“二讷阴河合流之处”(松江河与锦江、漫江合流处，今抚松镇附近)，25日，回到恰库河(奇雅库河，头道松花江支流)，29日，自恰库河乘小舟顺流而下，在7月2日回到了兀喇地方。

　　至此，武默讷等用一个月的时间，从吉林沿着松花江左岸，经过辉发河、头道松花江、松江河，到达长白山，再原路返回吉林，完成了瞻视和行礼的活动。8月21日，武默讷抵京复命。9月2日，皇帝谕令：“长白山发祥重地，奇迹甚多，山灵宜加封号，永著祀舆”。第二年1月，谕令封“长白山之神，祀典如五岳”。由于此次长白山瞻礼活动的功劳，康熙十九年(1680)，武默讷得到了被“召人养心殿，命工绘其像以赐”的殊荣，皇帝进而抚慰道：“以此像，俾尔子孙世世供享，以昭恩宠”。此次活动的另一位功臣萨布素则于第二年被擢升为宁古塔副都统。

　　以上的踏查为长白山祭祀活动开了先河，使清廷认识到长白山不仅是清朝祖宗发祥之地，而且是王气所钟的神奇净土，开始了封“长白山之神”及与五岳平等的祭祀活动。长白山祭祀活动由宁古塔将军、副都统负责，每年的春秋两季在吉林的温德亨山实行望祭，届时“盛京礼部遣官随祭”。

　　2.康熙二十三年编纂《盛京通志》与勒楚等踏查长白山

　　康熙初年出于编纂《一统志》的目的开始纂修各省通志，包括纂修《盛京通志》，为此，康熙十八年(1679)，皇帝派乌喇将军带着一名通官前往图们江上游会宁一带，探问前往长白山的道路。此时朝鲜对清朝查界的疑心很重，不肯透露一点儿道路信息，加之朝鲜北边村落稀疏，皇帝担心由此前往长白山会给行查人员带来困难，于是放弃了这一计划。之后，皇帝又计划从鸭绿江一侧前往长白山，不巧北京发生了大地震无暇顾及，探查计划再次被搁置。

　　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结束，清朝着手编纂《一统志》。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派人四路探查山海关外山川形势，一路探查山海关至沈阳，一路探查沈阳以东至宁古塔，一路探查蒙古地方，一路探查金、复、海、盖等沿海地方。其中，以驻防协领勒楚为首在兴京和鸭绿江一带探查时，登上了长白山天池，这是清朝官方第二次踏查长白山。

　　康熙二十三年《盛京通志》刊出以后，鸭绿江上游的探查工作仍在继续，第二年，勒楚等在鸭绿江上游探查地形和绘画舆图时，在三道沟一带与非法越境采参的朝鲜边民发生冲突，勒楚等多人被边民携带的鸟铳击伤，朝鲜边民也有伤亡，这就是中朝越境交涉史上著名的“三道沟事件”。从《盛京通志》长白山条主要描述长白山南麓和西干的地形特征，勒楚等又是在鸭绿江上游调查地形时清代长白山踏查活动及对三江源的记述与朝鲜人发生冲突的，因此可以推想勒楚等是从鸭绿江一侧逆江而上到达长白山的。通过此次踏查，他们了解到长白山与兴京、盛京等龙兴之地的山脉是连在一起的，即从长白山开始的龙脉向西一直延伸到兴京和盛京地区。

　　以后，随着《一统志》编纂工作的进行，康熙帝一直想了解鸭绿江、图们江及长白山与朝鲜接界的情况，以便绘出正确的舆图。康熙三十年(1691)，皇帝趁朝鲜使臣进京的机会，要求朝鲜预备“自义州江(鸭绿江)至土门江，有熟谙伊国(朝鲜)接壤地方道路之人”，“俟来年(壬申)，再往看阅”，这就是朝鲜所谓“壬申查界”。由于朝鲜对清朝查界仍心存疑虑，以为这是清朝为将来败归宁古塔时预查道路，故以道路险阻为由，回绝了壬申查界请求。

　　三、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探查长白山与中朝定界

　　康熙五十(1711)、五十一年(1712)，清朝两次派乌喇总管穆克登探查长白山及中朝边界，以为绘制《皇舆全览图》。之前，从康熙四十八年(1707)开始，清廷就派西方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等与中方人员一起探查东北地形，试图通过实测经纬度来绘制全国地图。当《盛京全图》送到北京时，皇帝发现“鸭绿江、土门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于是密谕穆克登等人借调查朝鲜人越境案(朝鲜平安道渭源(今属慈江道)人李万枝等9人“乘夜越境入采参，暮中扑杀清人5人，掠其参货。”)之机，前往鸭绿江上游，再转往长白山和图们江一带探查地形。然而康熙五十年的探查活动，由于清廷没有事先向朝鲜发出查界的咨文，引起朝鲜的猜疑和阻挠，穆克登到达鸭绿江上游废四郡地区以后，由于朝鲜接伴使臣的阻挠不得不返回，结果未能到达长白山。

　　第二年2月，清朝发出了正式查界咨文。4月，穆克登来到了鸭绿江上游厚州地方，朝鲜接伴人员在此迎候他，从这里开始中朝查界人员溯鸭绿江而上前往长白山。到达惠山以后，中朝人员分作两路前进，一路包括朝鲜接伴使朴权、李善溥、译官金指南等年老体弱者，从甫多会山(又称葡萄山，今称胞胎山)北路，经过三池渊、长坡，到达图们江上游茂山等候;另一路由穆克登带领家丁、人夫及朝鲜译官、军官、引路人等，继续沿着鸭绿江溯江而上，从南坡沿着鸭绿江西源登上天池的。

　　早在穆克登到来之前，朝鲜就对登山路线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因为这关系到鸭绿江、图们江连陆地方定何处为界的问题。朝鲜决定避开靠近江边的甫多会山南路，指引离江边稍远的甫多会山北路，或者再往北“指引难行的山路”，“直上天池”。穆克登的登山路线选择了最北面溯江而上的那条山路，直上长白山天池，而朝鲜接伴使朴权等走的是甫多会山北路。对于两江之间连陆地方的界线，朝鲜君臣也早有打算，就是要避开以距离长白山南五、六日程的把守线为界，力争长白山天池以南属于朝鲜。

　　一说为，穆克登自天池下来后，很快找到了鸭绿江源，然而图们江源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他依据朝鲜土人东流之水伏流百余里后涌出地面的说法，在天池以东百余里的地方寻找图们江水源，并在天池东南10余里的分水岭上立了碑，误定流入松花江的五道白河的一支为图们江源。一说为，穆克登自天池下来后沿着小白山分水岭南行45里立碑于小白山分水岭，东至以红丹水，西至圣水渠、葡萄河为中朝边界，后来界碑被朝鲜人暗移到了天池十余里处。其依据是，碑所在的位置天池东南十余里处，并不是鸭、图二江的分水岭，而是鸭、松二江的分水岭，于是借碑文“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指出碑最初是立在鸭、图二江真正的分水岭小白山顶上，提出“界碑暗移说”。 坚持穆克登将界碑立于天池东南10余里的说法，依据有二，一是长白山东南干自北向南包括小白山、胭脂峰(又称妍芝峰)、虚项岭、甫多会山在内的南岗脉都是鸭、图二江的分水岭，小白山分水岭不过是其中之一，而1712年定界时及以后的资料，没有一处记载朝鲜移动了碑址，只记载朝鲜发现水源错误后，变更水源移设了堆栅，使其与图们江次派水源相接，所以“界碑暗移说”缺乏史料证据;二是，康熙年间和定界有关的文献，包括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的《白山图》、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舆图、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其记述的 “土门江色禽”或“土门乌喇色禽”是一条想象中流入图们汪的水，它实际上流入松花江，而不流人图们江。穆克登立碑时错定一条流入松花江的水为土门江源。当朝鲜发现水源错误后没有即时纠正错误，而是掩盖事实采取了弥缝的办法，既将连接到松花江上流的堆栅，擅自变更方向连接到图们江次派水源上。时隔一百七十年后，穆克登立的定界碑却造成朝鲜后世疆域观的混乱，土门、豆满二江认识由此产生。

　　穆克登定水源、立界碑以后，沿着图们江顺流而下到达茂山后，失误要求朝鲜单方乘农闲时在鸭绿江、图们江断流处立标、碑堆和设栅以此定界，给朝方提供了“移碑”的可乘之机。总之，此段两国边界遂成为一个半世纪后中朝两国边界争议地段。

　　尽管如此，从上述穆克登查边一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中朝两国政府早已共同确认鸭绿江、图们江为两国界河，至清廷此次查边时仍无异议;

　　2.穆克登于分水岭立审视碑，标志图们江、鸭绿江两江江源地段两国边界已明;

　　3.穆克登提议图们江发源处至茂山百里地段设立界栅，实已表明这一地段之两国边界业已查明，立界栅目的是使之更为清晰与明确;

　　4.朝鲜方面接伴使也已赞同设立界栅，以明确标记两国边界。

　　穆克登查边立审视碑后，清廷更进一步加强边防措施。在边境设堡、哨、卡，建立统巡制，春秋两班巡视边疆.发现犯禁潜耕者便毁田平舍，驱逐出境。

　　1772年，清廷对东北全境实行全面封禁，吉林、辽宁地区为封禁的重点区，而鸭绿江、图们江中朝边境地带尤为禁区中的禁区。但是，由于长期封禁，长白山人迹罕至，虽然穆克登立了界碑，清廷也只是提出了大致的领土划分界限，即西头水和小红丹水之间，自朝鲜新德、青峰、大坪、内曲里至鸭绿江一线。但是此地人口以朝鲜边民为主，由朝鲜咸镜道的惠山和茂山两府管辖此地区，清廷乃至民国也未对该地区派出行政和军事统领官员。也就是说，未对该地区行使过有效主权。因此，朝鲜边民冒禁潜入中国国境从未间断。初期多为商贾贸易，或是于每年白露(农历8月)前后到江北中国境内打柴割草。继之，发展至越境开荒种地，即越垦。越垦始则是“朝耕暮归”，凌晨越江垦种，日暮越江返家。进而“春来秋去”，每年清明节前后，携耕畜，农具越江垦种，秋收后始越江返家。终则携眷越江，造屋定居，长年耕种，再不返回。当时，朝鲜鸭绿江上游沿岸边民越江进入中国今长白、临江、集安等地及边外南北路一带。而朝鲜图们江上游沿岸边民则越江进入中国延边地区及黑龙江等地。但这一时期，朝鲜边民冒禁越垦毕竟人少势孤，并未造成中朝两国严重外交交涉。

　　1860年以后， 沙俄开始侵占东北，中朝两国封禁开始松弛，大量朝鲜平民渡过图们江、鸭绿江来到中国东北垦荒居住，从而形成了第一个朝鲜移民越垦高潮。

　　1869-1870年，朝鲜会宁府使上书朝鲜王廷，请求救济饥民，并默许朝鲜饥民大批越江进入中国境内垦居。

　　1871年(清穆宗同治十年)，面对沙皇俄国对东北地区的不断侵略，为了防止国土的再度流失，清廷取消对东北的封禁政策，实行“移民实边”政策。

　　1875年(清德宗光绪元年)，清廷废除奉天鸭绿江北岸边境地区之封禁。

　　1881年，清廷任命吴大澂为边务督办，负责宁古塔、三姓、珲春防务与屯垦事宜。吴大澂与吉林将军铭安为抵御沙俄入侵，组织靖边军，分别驻屯于宁古塔、珲春等地。同年，吴等依《盛京东边间旷地开垦条例》，于延边地区之珲春设立招垦总局，并于珲春东五道沟、黑顶子、南岗(今延吉市)等地，设立招垦分局，在吉林东部边疆边地区积极进行“移民实边”“试办屯田”的工作，并派人到山东等地招募农民前来垦荒。于是，关内各族民众移入东北从事垦种者日众。同时，清为巩固边防，管理民事与土地，于珲春设立副都统衙门，以管辖延边地区。

　　1881年，珲春边荒事务候选府李金镛奉命踏查图们江扎荒地时，发现竟已有数千名李朝民众在此垦居，且已非法垦地8000余垧。尤为严重的是，对岸李朝咸镜道地方官吏竞非法对这些越垦的李朝民众进行统治，非法发给地券，载人册籍。李金镛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吉林将军铭安和吴大激。同年10月，铭安等就此奏报清廷，建议清与李朝派员划定界址，并对非法越垦的李朝民众准其领照纳租。11月11日，清廷准其奏报，准允非法越境的李朝民众继续在中国境内垦居领照纳租，或令李朝国王刷还本国非法越垦之边民。铭安等遂行文李朝政府，令李朝垦民一律刷还朝鲜。但李朝越垦民众在此居住日久，大多不愿返国。于是铭安等只好同意他们继续居住在中国，但认为这些朝鲜垦民应加入中国籍，遵守中国法令，依云南贵州苗族人惯例进行管理。

　　1882年1月，铭安等就此再次奏报清廷。 2月6日，清廷准奏，准允已在中国境内的李朝民众继续居住与垦种，领照纳租，但令其加人中国国籍，遵守中国法律，规定年限，改冠换服。并令礼部咨告李朝政府今后李朝边民不得非法越垦。朝鲜政府对清朝的“剃发易服”政策感到不满。8月12日，李朝国王高宗(闵妃的丈夫，大院君的儿子)咨文清朝礼部。在此咨文中，朝鲜国王高宗承认土门江(图们江)为中朝界河，承认李朝民众到中国境内居住垦荒为非法，请求不要对朝鲜垦民“剃发易服”，而是把这些越垦流民“刷还”本国，并表示今后严禁本国民众非法越境赴清东北。8月26日，清廷同意李朝国王之请，准其刷还李朝非法越垦民众。但是，李朝王廷并未认真刷还，却以种种借口加以拖延，清廷遂将李朝王廷刷还时间宽限一年，准允李朝非法越垦民众继续留后一年。“光绪八年(1882年)，复经铭安等奏呈，宽予期限。奉上谕，准其于一年内悉数收回，以示体恤。”

　　1883年4月，清敦化县知事分别致函李朝咸镜道钟城府使和会宁府便：“土门江以北越垦流民……务于今秋禾稼收割后，即行依限回国，勿许逗留”，请其在年内刷还其本国越垦民众。7月，李朝咸镜道钟城府使和会宁府使在李朝西北经略使鱼允中之授意下，分别照复清敦化县知事，声称土门(图们)、豆满为两江，图们江北非中国领土，并要求两国勘查边界。图们江、豆满江、土门江本为一江，即一江之多种异名。图们江(土门江、豆满江)为中朝界河，清与李朝两国早已在清初即已共同确认。但照会中却认为土门、豆满为两江。他们所指的豆满江即图们江，而其所指之土门江，实为中国东北延边地区之海兰河。于是，他们所说的土门江为中朝界河，实即以中国东北之内河海兰河为中朝界河。他们认为，图们江以北、海兰河以南之中国领土为朝鲜领土。朝鲜政府这样说的原因很明显，若如所说“土门”、“豆满”为两江，则这一大片领土遂为李朝所属，那么在这一地区居住的民众也就可以免遭驱逐。于是，这两份复照成为此后长期中朝边界争议的开端。

　　1884年，大清政府决定另设“越垦局”，将图们江以北长约700 里、宽约40-50 里的地区划为特区，专供朝鲜人专垦，给予他们比内地“闯关东”者更为优厚的扶持政策，由政府提供或补贴农具、耕牛、种子，唯一的条件就是归化为大清臣民。

　　1885年(清德宗光绪十一年)，清廷又废除了图们江北岸地区之封禁。清朝封禁政策的废除，为李朝边民大量越垦提供了可能。是年6月21日，李朝国王高宗致咨文于清礼部，正式提出豆满江(图们江)北、“土门江”(中国之海兰江)南这片土地属李朝所有，要求清朝“派员踏勘酌核办理，以明旧疆，以息边扰”。试图通过勘界将图们江北、海兰江南这片领土划为已有，使已在这一地区越垦之李朝民众居住合法化，免遭驱逐。

　　四、光绪年间中朝两国的乙酉、丁亥勘界

　　1.乙酉(1885)勘界与调查图们江水源

　　清廷同意朝鲜国王移咨双方勘界要求。1885年，中朝两国进行了乙酉勘界，中方派出了以德玉(边务交涉承办处)、贾元桂(拓垦边荒)、秦焕(商务委员)为首的勘界代表，朝方派出了以安边府使李重夏为首的勘界代表。从1885年9月30日至11月29日，历时两个月，从图们江上游的会宁出发，逆江而上调查图们江水流。中朝勘界人员共分三组，一组勘查红土山水和碑堆，一组勘查红丹水，一组勘查西豆水，其中，勘查西豆水的一组，因路途遥远，积雪过深而中途停止，另两组成功地完成了勘查任务。

　　这里值得一书的是以中方的秦焕、朝方的李重夏为首的红土山水、碑堆组，其前进路线是从三江口(这里指红丹、西豆、红土山水会流处)逆江而上勘查红土山水，再向碑堆方向前进，考察碑堆之后，登上了长白山天池。李重夏在《二雅堂集》里记载他10月19日登上天池的情景，一行人下山时迷了路，后来见到蒲潭山(甫多会山，又称葡萄山，今称胞胎山)后才辨清方向。碑东边的黄花松沟子和堆栅也是此次勘查的重点，此沟连接的水为松花江上流，朝鲜指此为“土门江”，并把它和豆满江区别开来。在实地勘查的基础上，中方详细地记录了黄花松沟子和里边的堆栅。此沟绕行长白山东麓，东南岸先有石堆，后有土堆，一共有180多个，过大角峰后沟形突然变窄，两岸土堆深数丈，朝鲜称之为“土门”，显然这是朝鲜人相形命名的，之前朝鲜的地理志也有类似记载。另外，还记载黄花松沟子的堆尽处距离碑有90里，又数十里才有水，表明黄花松沟子水距离碑有100多里，此沟水与斜乙水、董维窝棚水一起流入娘娘库，之后向西北行流入松花江。

　　中方对红土山、红土山水及圆池也进行了描述。红土山位于长白山以东120里，红土山西北5里有圆池，池的两旁各有一水，绕过红土山合流，约行百余里，再与红丹水合流。在此次勘查中，红土山附近的两条水，西支被称作“红土山水”，东支被称作“圆池水”，可见，红土山水的名称是由红土山得来的。而此前在康熙年间定界时，图们江上流各派水，红丹水以上均无江名，只被称作第一、二、三、四派，或者初派、次派等，正因为如此，要想搞清楚穆克登指定的水源到底是哪一条，朝鲜移栅的水源又是哪一条，并非易事。经过两次勘界及其后历次勘查，红丹水以上的图们江水流逐渐有了各自名称。长白山天池隆起部分的北、东北、东、东南面都是平缓的丘陵地带，没有太高的山峰，向东到达百余里外的红土山、长山岭一带才又隆起为山峰，而这里正是图们江上流与松花江东源的分水岭，也正是在这里穆克登出了差错，他误定松花江东源五道白河的一支为图们江源。

　　朝方对定界碑、堆栅及红土山水的描述。定界碑位于长白山天池南麓十余里处，碑的西边有沟壑为鸭绿江源，碑的东边有沟壑(指黄花松沟子)为“土门江源”，显然这个土门江不是指豆满江，而是指松花江上流。文中还记载碑东边的沟壑连设土石堆90里，堆上的树木已有老拱者，最近于封堆者为红土山水，中间隔着40-50里的缓坡。

　　黄花松沟子和红土山水之间连有木栅的事实，是此次勘界时朝方代表李重夏发现的。李重夏认为，当年穆克登误以为碑东沟(黄花松沟子)的水流入豆满江(图们江)，故立碑刻之日：“东为土门”，但是此沟水并不入豆满江，亦即穆克登错定了江源，于是穆克登回国以后，朝鲜在碑东沟连设了土石堆，但因为此沟水不入豆满江，所以又自此沟到豆满江源之间的平坡上设置了木栅。李重夏恰好看到了连接到红土山水的“旧日标址，尚隐隐于丛林之间”。由此他认识到土门、豆满实为一江，康熙年间定界的水就是豆满江即“土门江”，如此一来，朝鲜必须刷还图们江以北的本国流民，李重夏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暗自庆幸“不绽露于彼眼”，同时又感到“事甚危悚”。

　　10月27日，三队勘查人员全部返回茂山。11月7日，双方将勘查结果照会对方。27日，双方代表就勘查结果进行会谈。

　　在会谈中，双方未取得一致意见。其主要分歧是：

　　1.土门、图们(豆满)江为一江或两江。中国代表认为，此江朝鲜称之为豆满江，中国亦有土门江之异称。故而图们、土门实俱指一江。朝鲜代表误认土门、图们(豆满)为两江，误指中国内地海兰河为分界之江，误以土门江发源之黄花松沟，有土堆如门为证。

　　2.穆克登审视碑之位置。中国代表认为，穆克登审视碑碑文中有“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字句，可见该碑1712年建立时之位置应是长白山之分水岭。而今位于胭脂峰，该碑显系后人偷移至此。朝鲜代表则认为穆克登所建之碑原来位置即为胭脂峰，并非由后人移此。同时认为，该碑附近有封堆(土堆)，即黄花松沟两岸有土堆如门，与碑文内容吻合。

　　3.定何水为图们江源。通过双方代表勘查，发现图们江上流有三源，即西豆水、红丹水、红土山水。只有红丹水在长白山分水岭之东，正对鸭绿江源，与穆克登审视碑文“东为鸭绿，西为土门”之意吻合，更加证明穆之审视碑新界址系为后人所移，原址应在三汲泡分水岭。故而，中国代表认为，无论从史地书籍记载，或是从实地勘查结果，均应确定红丹水为图们江之正源，并主张以红丹水划定中朝国界。朝鲜代表“安边府使会同履勘，心亦明知其然，但以图们江源与该国所执之碑、堆均不相合，又兼红丹水以北、红土山(之)水以南，有旧居朝鲜民百余户，并此下图们江北岸自红旗河至嘎雅河口数百里越江垦地之民，虑其无可安插”，遂无理强辩，顽固坚持以红土山水为图们江正源，并以此水定国界的错误主张。

　　中朝第一次勘界没有结果。朝鲜非但不刷还非法越垦的朝民，反而提出土门、豆满为两江的谬说。朝鲜认为中国延边地区的海兰江为土门江，土门江(实为中国海兰江)以南为朝鲜领土，这一主张不仅使原来非法在这一地区居住的朝鲜流民不被驱逐，更使无数朝鲜民众非法来这里垦居。

　　在此次乙酉勘界时，中朝两国共同查勘了图们江上游的石豆水(鱼润江)、红丹水、红土山水，中方认定红丹水为图们江正源，小白山为鸭，图二江的分水岭，故提出以小白山、红丹水划界。朝方最初主张土门、豆满为二江，后来李重夏发现红土山水附近有堆栅痕迹以后，认识到土门、豆满实为一江，于是在接下来的丁亥复勘时朝方不再提土门、豆满为二江了。

　　

 

　　从此这张绘制于1909年的地图中，可以看出事实中国与朝鲜分界线仍是以作为图们江正源的红丹水。图中“辽宁”区域，是原临江县的东北部辖境。

　　2.丁亥(1887年)勘界与第二次调查图们江水源

　　丁亥复勘是由中方提议的，目的是尽快划定图们江上游界线，一来使图们江以北朝鲜流民的去留早有定论，二来可以扼制朝鲜边民愈演愈烈的越境开垦。此次复勘，中朝双方的人员变动不大，中方代表仍有秦烘，吉林将军还加派了补用知县方朗为勘界代表，朝方代表仍以李重夏为首。从1887年4月7日开始，经闰4月，于5月19日结束勘查，历经两个半月，行进路线仍溯图们江而上，由会宁到茂山，再到长坡，先勘红丹水，次勘红土山水，最后回到了会宁结束了行查。

　　朝方通过之前的乙酉勘界已经认识到土门、豆满同指一条江，因而在丁亥勘界时不再提这个问题，转而主张红土山水为图们江正源，要求以碑堆和红土山水为界，意在守住康熙年间的“旧界”。中方不承认黄花松沟子的堆栅是中朝界标，指出“堆则我朝为祷祀长白而标识来往之径”，“乃当年猎户入山为引路之堆”。

　　从闰4月13日起，中朝勘界人员先后三次细勘了红土山水。在此次勘查中，双方代表在红土山水的南边发现了一条新的水流即“石乙水”，朝鲜称“岛浪水”，意为“小水沟”，表明水流不大。石乙水比红土山水稍宽，长度也比红土山水稍长，沿着石乙水一直向西走，便可与小白山东麓相接，小白山西麓则是鸭绿江水流，两个水系东、西相隔42里。由于朝方坚决反对以红丹水划界，认为这里是朝鲜内地，红丹水北面的长坡有朝鲜居民百余户，已有百余年历史，朝鲜还在长坡设置了社仓，于是中方不得不放弃红丹水，退一步主张石乙水为图们江正源，要求以小白山和其东麓发源的石乙水划界。

　　中方指出长白山东南干包括胭脂峰、小白山直到蒲潭山(甫多会山，又称葡萄山，今称胞胎山)为鸭、图二江的分水岭，强调“小白东麓即为长白东麓”，符合《会典图》所载：“大图们江，出长白山东麓，二水合东流”，即强调石乙水是大图们江即图们江正源。

　　中方之所以拒绝朝方提出的碑堆、红土山水界线，一是因为碑堆指向松花江上流，没有道理以此划界;二是因为碑堆、红土山水连接的是长白山东麓，若沿着长白山东麓划界，则“有碍于长白山发祥重地”，这是此次勘界时中方坚执以长白山南边四、五十里的小白山和其东麓发源的石乙水划界的主要原因。

　　1887年中朝第二次勘界取得重大进展：

　　1.朝鲜政府及其代表已经放弃土门、图们(豆满)江为两江，图们(豆满)江非中朝界河的错误主张。双方共同确认图们(豆满)江为中朝界河;

　　2.双方代表共同确认，中朝界河图们江下游，即自茂山以东至鹿屯岛地段，河闻水深，天然界限分明，无需勘查与定界;

　　3.双方代表对中朝界河图们江上游至江源段，即茂山以西至长白山分水岭约280里地段已经勘明;

　　4.双方代表只是对中朝界河图们江江源意见不一。中国方面主动让步，提出以石乙水为图们江正源，以此划定中朝国界。朝鲜代表因其政府力主以红土水为图们江正源，不敢作主，表示须禀告朝鲜国王定夺。最后，对这一分歧, 双方商定由中方代表呈报清总理衙门, 请清帝裁断以石乙水或红土(山) 水为图们江正源, 并以该水划界, 尔后双方再据此派员划定疆界, 建立界碑。

　　5 月2 6 日, 清朝与李朝两国代表共同绘印由双方测量委员绘制之《中韩勘界地图》。至此, 清、朝第二次勘界结束。史称“ 丁亥勘界” 。

　　6月7日，中国勘界代表德玉等向吉林将军禀报复勘中朝边界情况，并建议：“再界址定后，遵当另立界碑。所有穆克登所立之碑，既与界址不相关涉。如以石乙水源定界，则小白山东麓起至茂山城止，自应摘要立碑，庶几界划分明，永垂久远。”

　　8月30日，朝鲜国王高宗移咨清北洋大臣李鸿章申明仍坚持以红土山水为图们江源，并以此划定江源地段两国国界的主张。

　　12月，光绪帝准以小白山、石乙水划界。中方还拟定了沿小白山、石乙水设立界牌的具体位置，即后世所称的“十字碑”。

　　1888 年4月2 0 日, 李朝国王高宗出尔反尔，表示反对清帝裁定之以石乙水为图们江正源，并以该水划界，拒绝派出代表，并再次申明应该以红土(山) 水为图们江正源，并以该水划界。

　　1888年，中方两次邀请朝鲜在以上地点设立界牌，但均遭到了朝方的反对，朝方仍坚持以碑堆、红土山水为界。中方遂根据勘界情况，沿着小白山顶、石乙水发源处、石乙水与红土山水汇流处、红丹水汇流处、西豆水汇流处(三江口)、朴下川汇流处，至茂山城止，建立“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十座界碑。

　　“丁亥勘界”， 否认了“间岛”问题的存在，但对谁为图们江的正源，朝方认为是红土水，中方认为是更南面一些的石乙水，于是双方(包括朝方代表李重夏)共同绘制地图，请求大清皇帝来裁定，皇帝裁定为石乙水，但朝鲜国王高宗又提出异议。为20年后中朝、中日“间岛问题”留下祸端。

　　

 

　　长白山天池东南形势图，穆石至五道白河直线为乙酉勘界时，朝方提出的定界位置，因朝方误以为五道白河流入海兰江，海兰江既是土门江;穆石至红土沟直线为丁亥勘界时，朝方提出的定界位置，因朝方发现有木栅自穆石连向红土沟，红土沟通向豆满江(图们江)，土门、豆满实为一江。(采自《长白山江岗志略》)

　　五、光绪三十三年吴禄贞踏查长白山与调查中韩边界

　　1895年，清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被迫在与日签订的《马关条约》中确认朝鲜独立。朝鲜国王高宗利用这一时机，出尔反尔，背弃诺言，重弹图们(豆满)、土门非为一江，图们(豆满)非中朝界河的旧调，并依恃侵占中国东北的沙俄势力，公然将图们江北中国延边地区视为自己领土，非法任命官吏，管辖该地的朝鲜垦民。

　　1903年3月到10月，在俄国人的怂恿下，朝鲜徐相懋多次率众非法渡鸭绿江，对中国东北辑安、通化、宽甸、临江等地的中国民众和朝鲜垦民进行烧杀抢掠。11月20日，更有朝鲜士兵七八百名非法渡江，袭击临江县城。9-11月，朝鲜军官多次率众兵渡图们江，袭击中国延边地区当地军队和民众以及朝鲜垦民。总共有朝鲜士兵500名、炮手400名。

　　1904年4月，这种入侵达到高潮，朝鲜任命的垦岛驻扎专管事务生民财产保护使的李范允率私炮队五六千人，由茂山沿江以西一带非法渡图们江，侵占了中国自白金社以西直抵长白山南北一百余里、东西二百余里的广大地区。清延吉厅同知陈作彦与清吉强军统领胡殿甲等带领清军，大败入侵之朝鲜军队。朝鲜自知用武力夺占中国东北延边地区已不可能，遂与清议和。是年7月13日，在中国光霁峪分防经历张兆祺公馆，中朝双方代表签订《中韩边界善后章程》，杜绝了边境地区武装冲突之发生，两国边境地带较前大为安宁。但章程规定“两国界址有(长)白山碑记可证”，反比前一次勘界有所倒退。清廷遂于是年提议与朝鲜第三次勘界，以最终解决两国国界之争议。此时，朝鲜已为日本政府所控制与操纵。日本出于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占领全中国的图谋，惟恐中朝圆满解决国界争议.失去侵占中国东北之借口，于是，要求“暂缓派员勘界之议”，待日后“酌量时机，即将该处界址划分清楚”。

　　日俄战争后，日本夺取了沙俄在中国东北攫取的所有权益。1905年11月17日，日韩签订《日韩协商条约》，规定：今后不经日本政府同意，朝鲜政府不得签订任何国际性条约和协定。通过这个条约，日本控制了朝鲜半岛，进一步加剧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先后制造了“东三省六案”，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间岛”(中国延边地区)的侵略，而其借口就是利用中朝20年前的国界争议以及“保护”这一地区的朝鲜垦民。

　　1906年11月18日，朝鲜参政大臣朴斋纯致函朝鲜统监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派员前往中国延边地区保护朝鲜垦民，日遂制造间岛(即中国延边地区)问题，声称中朝国界未清、间岛(中国延边地区)归属未定，又以保护朝鲜垦民为借口，非法入侵中国的延边。

　　1907年，日本利用光绪年间朝鲜官员在中朝国界交涉中的某些谬说，抛出了所谓“间岛问题”，其核心是否认图们江为中朝两国东段边界之天然界江，否认今延边海兰江、布尔哈通河流域乃至桦甸夹皮沟等广大地区为中国固有领土。1907年8月23日，日本在延边地区成立了非法的“朝鲜统监府间岛派出所”，从而控制了延边地区。通过两年多的交涉，达成《间岛协议》。

　　1907年6月，帮办吉林边务吴禄贞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之命，赴吉林探查长白山与吉韩边界，主要是为了应对日本挑起的“间岛”交涉案，提供图们江以北属于中国领土的佐证。此行吴禄贞等人纵横二千六百余里，历时七十三天。在亲历踏查的基础上，吴禄贞查阅大量的书籍、图志，用一百天的时间，写成了十万字的《延吉边务报告》。

　　小白山是吴禄贞此次探查的一个重点，因为小白山是此前中朝两国勘界时中方代表要求划界的地方，他描述小白山在长白主山东南四十五里，实连长白为一本干，以其别起一峰，故俗曰小白山。山南为中韩旧界，其山脉南行散布于朝鲜境内。小白山和长白山连为一千，位于长白山天池东南45里，“山南为中韩旧界”。这里，吴禄贞之所以强调小白山南为中韩旧界，从后面的记载可知，他认为小白山是鸭、图二江的分水岭，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立碑于小白山顶，后来“盗垦韩民预谋侵界”，把碑从小白山顶移到了长白山东南麓，也就是说，他认为小白山分水岭是两国分界的地方，山南是朝鲜界。长山岭为长白山东边最近的一个支干山脉，其形状蜿蜒东行，倾斜平缓，形如岗丘，故名长山岭。红土山位于长白山以东60里，再向东则是长山岭，长山岭山脉的尽处则是红丹河、红旗河的汇流处。

　　此外，吴禄贞还详细地记述了图们江上游各水系，包括红丹水、石乙水、红旗河、石豆水等等。图们江水系的关系为：图们江发源于长白山东，有二源，一为正源红丹水，一为分源石乙水，红旗河为图们江北源，西豆水为图们江南源。再看一下正源和分源：正源红丹水发源于小白山正东的三汲泡(今称三池渊)，流长128里，为“吉韩之旧界”，与石乙水合流后，“始为图们江之正流”。分源石乙水发源于长白山东南、小白山东北，流长116里;红土山水发源于红土山南，是石乙水的北支，二水合流后仍称石乙水;圆池水是红土山水的东支，水流较短，东南流6里，与红土山水会合，合流后仍称红土山水。也就是说，红丹水是正源，石乙水是分源，红土山水是石乙水的支流，圆池水是红土山水的支流。

　　吴禄贞任为，穆克登当年“寻至长白，登小白山顶，审视鸭绿、土门两江之源，俱发轫于分水岭，岭之西为鸭绿江源，岭之东为土门江源，故于岭上立碑。(碑高仅二尺许，不知何时被韩民移至长白山。)”这些看法基本上与两次勘界时中方代表的主张一致。

　　吴禄贞描述碑东的黄花松沟子和堆栅为，黄花松沟子位于长白山东北麓，向东北行，两岸列有石堆和土堆，先有石堆数十个，约长8、9里，向东北，相隔10余里有土堆一百多个，约长13、14里，合计土石堆的总长度为30多里。指出此沟为由北登临长白山的正路，吴禄贞一行是顺着此沟来到天池附近的。 此外，吴禄贞还指出土石堆并不是“猎夫志路之标”(丁亥勘界时中方的主张)，而是国初封禁之地的封堆，“韩人寻见此处封堆，因而生心，遂移审视碑于其堆之近处”。也就是说，国初作为封禁标识物，先有了黄花松沟子的封堆，之后朝鲜人才将“巡视碑”由小白山顶移到了长白山天池附近的封堆处，这种观点与两次勘界时中方代表的主张相近，均否认天池附近的碑址及其东边的堆栅为两国界线，而主张小白山为鸭、图二江真正的分水岭和两国分界的地方，其东麓发源的红丹水是图们江正源，应沿着小白山、红丹水设立界牌。

　　另外，吴禄贞派人去朝鲜，花重金从朝鲜户部尚书的儿子手中购得《大东舆地图》。此图为朝鲜地理学家金正浩绘制，成图于1861年。此图不但证明的延边地区是中国的，还证明长白山天池在勘界中也在中国境内。日后，在“间岛”问题，这份地图作为一份铁证，成为对日交涉的重要依据。

　　

 

　　六、光绪三十四年刘建封等踏查长白山

　　1908年5月28日，奉天候补知县刘建封与地方官张凤台、李廷玉等，奉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之命，踏查长白山三江源地区，以作为勘分奉吉两省界线的依据，同时调查中韩国界，以回应日本的“间岛”交涉案。刘建封作为领班会同委员许中书，刘寿彭等，率领5名测绘员及16名队兵和向导等，自临江束装就道。一行人“由山岔子地方，北越龙冈，抵花园岭”。此行的踏勘范围，“西以头道花园河为起点，东以红旗河尾闾为止点，南至团头山(费德里山)，北至松花江之上、下两江口，国东西长约六百里，南北阔约三百六十里”，历时两个半月，8月中秋以后返回临江结束行查。

　　刘建封查得鸭绿江源：“大旱河，出三奇峰之南麓，壑底无水，多沙石”，长约三十里始出水，“水名为瞹江”(刘建封命名)。也就是说，瞹江与三奇峰下的大旱河相连，属于鸭绿江头源，它向南流，东有太平川、白水渠、银川沟流入，合流后仍称瞹江，之后与葡萄河(又称胞胎河)汇流，“始名鸭绿”。葡萄河汇流瞹江处，称“大双岔口”，由此至下成为中朝两国界江，左岸支流才是朝鲜境内的河流。

　　刘建封详细探查了图们江源，提出大浪河是图们江正源，它共有四派，一从圆池流下的弱流河(光绪勘界时称圆池水)，一从红土山西侧南流的红土沟(今称母树林河，图们江发源地)，一自西向东北流的大浪河(今称红土水)，一向东北流的石乙水(石逸河)。其流向大致如下：红土沟先与大浪河会合，之后有石乙水流入，再有自圆池方向流下的弱流河流入，这四条水汇流后仍称大浪河，大浪河与红丹河汇流后，正式称图们江。这一表述与实际流向稍有差异，实际流向为：红土沟与大浪河会合，之后与弱流河(圆池水)会合，之后有石乙水流入，最后与红丹水会合。

　　刘建封等在详细探查鸭、图二江水源的基础上，对中朝国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设想的中朝国界，从图们江正源大浪河(今红土水，在朝鲜境内)开始，向西南斜穿七星湖(三汲泡、三池渊)南边，再与鸭绿江上源圣水渠、葡萄河相连。因为大浪河的水流比北边的红土沟和南边的石乙水都要大，在地形上又与西边的圣水渠隔一南岗“成犄角形”。之所以取七星湖(三池渊)、圣水渠一线，一是因为通过实地踏查了解到这里确实是鸭、图二江的天然分水岭;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里是中朝旧界，据当地土人和猎户讲，葡萄山(葡潭山，朝鲜称胞胎山)下、圣水渠边旧有界碑，后毁于朝鲜人，另据守田利远的《满洲地志》记载，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立了“十字界碑”。如上，刘建封等在指出葡萄山、圣水渠一线为中朝旧界的同时，不承认穆克登立于长白山东南麓的碑为界碑，而称之为“查边碑”或者“穆石”。

　　刘建封将鸭、图之间的分水岭被称作“南冈”，图、松之间的分水岭被称作“老岭” (长山岭)，鸭、松之间的分水岭被称作“龙冈”，头道、二道松花江之间的分水岭被称作“平安岭”等。其中，记载鸭、图二江分水岭为，南岗“起脉于长白山南麓之连山，南走为小白山，为棋盘山(皆系中国界内)，折而东，为南葡萄山，又南为将军峰，又东南为南云岭。”可以看出鸭、图二江的分水岭，自北向东南伸入朝鲜境内，形成长白山东南干。

　　刘建封提出并获准，勘分奉天、吉林两省边界，由红旗河经荒沟掌、白河、上下两江口，沿汤河循宝马川，抵三岔子(今白山市的江源区)之正岔而止。再由红旗河南越七星湖(三汲泡，三池渊)与圣水渠(鸭绿江上游支流)、葡萄河(鸭绿江上游支流)抵长白府以东二十一、二道沟。由牡丹岭、富而岭、柳河岭等处，历折头道花园之分水岭划归奉界(位于清临江县境内)。

　　刘建封提议，在图们江上流的红旗河口设立安图县，在松花江上流的双甸子设立松甸县，以控扼图们、松花二江上源，达到防止日本侵略的目的。安图、抚松二县以二道白河为界;安图、长白以鸭、图二江分水岭为界。

　　刘建封认为，中朝界线从大浪河(今红土水)开始，向西南斜穿七星湖南边，与圣水渠、葡萄河相连，其北面是中国界，南面是朝鲜界。刘建封等提出的这一界线与丁亥勘界时中方代表主张的小白山一石乙水界线，吴禄贞提出的小白山一红丹水界线，在鸭、图二江分水岭上十分接近，基本上都划在天池以南四、五十里的长白山东南干分水岭上。从理论上讲，从这个分水岭再往南走就是朝鲜内地，不好往南划界，从这个分水岭再往北就是长白山，不好往北划界，所以对于中方来说，小白山、葡萄山一带的分水岭，不失为一个折中线，这也许是勘界谈判时中方代表及后来的吴禄贞、刘建封等，均主张此线的原因所在。

　　此次踏查活动结束后，张凤台著有《长白汇征录》，刘建封著有《长白山江冈志略》及摄影集《长白山灵迹全影》，李廷玉等著有报告书《长白设治兼勘奉吉界线书》等，此外，勘查人员还绘制了地图即总图一、分图三，包括《天池附近形势一览图》、《长白府四围提要图》、《奉吉分界关系图》等等。直到今天，刘建封命名的天池十六峰和松花江西源的名称及其他景观名称一直被使用。红土山和圆池被比定为清朝先祖诞生地布库里山和布尔湖里影响深远。

　　

 

　　图中，粗弧线为1712年穆克登划定的中朝国界线(红丹水);粗直线为1 8 8 7年中朝第二次勘界后确定的中朝国界线(石乙水);细直线为中日1909年确认的中朝国界线(穆石碑)，两条细直线的西北交点为长白山天池南侧的穆石碑。

　　自1907年8月起，中日两国开始进行“间岛案”之交涉，终至1909年9月，长达两年之久。在清政府对东北六案作出重大让步从而丧失大量权益的条件下，1909年9月4日，中日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即(间岛条约)和(东 三省交涉五案条款))。中日两国政府彼此声明：“在图们江沿岸设渡船，双方人民可自由来往”;“以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穆石碑)至石乙水为界”，鸭绿江则以圣水渠、葡萄河至定界碑(穆石碑)为界，标志中日“间岛案”的终结。从此，中韩之间几十年之久的边界问题得以解决。　　后来的“满洲国”在海兰江以南设立包括安图、和龙、延吉、汪清、图们、珲春地区在内的间岛省，以穆石碑为界，东连图们江支流红土水，南连鸭绿江北源瞹江，作为与朝鲜的分界线。

　　1910年8月22日，日本与朝鲜签订《韩日合并条约》，推行“换位移民”政策，逼迫“日人移韩，韩人移满”，以此创造侵占东北的有利条件。同时，朝鲜境内的大批反日志士，也纷纷来到鸭、图二江北岸，成立游击队，培养独立运动力量，创建反日独立运动基地，形成了第二个朝鲜移民定居的高峰。

　　1925年4月17日，朝鲜共产党宣告成立，随即把活动舞台转移至中国东北。1930年前后，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制”原则，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所有朝鲜共产党员，都纷纷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金日成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的抗日斗争。

　　1932年4月25日，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金日成在安图县建立的反日游击队，成为朝鲜人民军的前身。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主要建立在中国境内的朝鲜族聚居地区，成为东北抗日武装队伍的坚强后盾。东北抗联1-7军，都是在朝鲜族反日游击队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中朝边界地区成为中国抗联和大韩独立军抗击日寇的大本营和主战场。

　　1936年5月5日，金日成在中国东北建立祖国光复会，被推举为会长，并在会上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金日成还在这一年率领游击队远征北满，通过中国东北抗日武装与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

　　1937年6月，金日成和150多名人民革命军战士跨过鸭绿江，突破日军防线，攻入了朝鲜的普天堡市，在日本殖民朝鲜二十多年后，在整个东北地区都成为日本坚固后方，马上就要全面侵华的时候，金日成的这场战役确实是轰动世界的惊人之举，极大鼓舞了朝鲜民众抗日救国的信心。

　　1945 年8月，苏军出兵东北、日本人投降后，东北抗联随苏联红军回到中国东北和朝鲜。中朝边界地区成为东北最早的解放区，有3万多朝鲜族青年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在“四保临江”战役中，中朝边界地区又作为支援南满作战的总后方，承担着伤病员的撤退、安置和物质转移等重要任务。

　　1945年，日本投降后，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必须归还所有以前用暴力夺取的特权和利益，在1941年12月9日之前的中日所有条约都是无效的。因此，《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也是无效的，中朝两国边界恢复到1887年勘界明确的界限。1946年，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时，将东北朝鲜人视为“朝侨”，把朝鲜人的土地、工厂等财产全部没收后，并遣返回朝鲜。而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根据地，将东北朝鲜人视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平等，享有土地所有权;并尊重朝鲜人的选择，在中国和朝鲜两地往来自由。中国境内的朝鲜人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很快完成了中国朝鲜人到中国朝鲜族的转变。建国初期，中朝边界曾一度有边无防，双方边民国籍自由选择，出入任其自便，定居随其所愿。

　　抗美援朝期间，中朝边民用鲜血和生命，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升华为象长白山一样万古长青，象鸭绿江、图们江一样源远流长。

　　七、建国后中朝签署的边境条约

　　新中国成立后，中朝两国正式划定边界以前，两国边界除陆地接壤部分外，双方长期习惯地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国同意，朝鲜提出要将鸭绿江改为中朝两国同时拥有的界河。六十年代初期，又向中国政府提出要将长白山分割为二，中朝双方各占一半的要求。其主要理由是，“长白山区曾是朝鲜伟大的金日成将军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当年他就在那儿加入的中国共产党，还舍生忘死地帮助中国人民打过小日本。现在金日成已是我们的首相，他在长白山区留下的‘革命圣地’，也应让朝鲜人民世代瞻仰，所以希望中国政府和人民能理解朝鲜政府和人民对自己领袖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

　　中国政府充分考虑到长白山确实是朝鲜民族寄托民族感情的圣地，于1962年10月12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和朝鲜金日成主席代表中国和朝鲜两国政府在平壤签订了《中朝边界条约》。此条约规定界河中的岛屿和沙洲的归属都以水面的宽度为准，界河水域两国共同管理、共同使用，包括航行、渔猎和使用河水等。做为鸭绿江源头的长白山天池符合本条约“界河水域两国共同管理”的划分的范围。于是，在长白山天池上，两国的边界划定为从围绕天池的山脊西南方的2520高地和2664米高地(青石峰、中国山峰)之间开始向东北方划直线分割天池到2628米高地和2680米高地(天门峰，中国山峰)之间。天池全部面积的54.5%属于朝鲜，中国拥有45.5%的面积。并且从天池分界线的两岸起点开始分别向东北连接图们江的支流红土水，向西南连接鸭绿江的北源瞹江，确定长白山中朝的边界。鸭绿源头的天池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一同划入朝鲜界。朝鲜政府为感恩金日成将军，把划归朝鲜的长白山之巅最高的白头峰更名为“将军峰”。陆地部分立有l号、2号、3号界桩。将原长白县境内的葡萄河、圣水渠至安图县境内的石乙水西北至长白山天池分界线的1200平方公里领土划归朝鲜。长白县鸭绿江段的沙洲、岛屿共有105个，其中属于中方的有45个。浑江市(临江县)鸭绿江段，中方拥有岛屿3个，沙洲8个;朝方有岛屿4个，沙洲6个。1964年3月20日，在北京，中国外长陈毅和朝鲜外长朴成哲分别代表两国签订了《中朝边界议定书》。根据条约规定，双方于1964年勘定了两国边界的具体走向。中朝边境线全长1334公里，其中陆界45公里，水界1289公里。

　　

 

　　1964年，中朝两国正式划定边界后，长白山天池国界部分示意图

　　1962年在平壤由周恩来和金日成签订的《中朝边界条约》和1964年在北京由两国外长陈毅和朴成哲签订《中朝边界议定书》，朝鲜认为朝鲜半岛处于南北分裂情况下，公开条约签订事实不利于半岛统一局势的发展，故要求在朝鲜半岛统一之前不要公开中朝签约事项。在韩国，很长时间以来，认为中国军队以参加朝鲜战争为代价，使朝鲜将白头山天池的相当部分割让给中国。这种看法是极其缺乏事实和历史依据的。历史上的中朝边界线，有过明确的勘察与划分，并保留着相关的法律文献资料，完全不存在领土纠纷问题。即中朝边界线是以两国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以鸭绿江、图们江及二江发源地界岭──处于中朝边界中段的长白山传统边界线为依据来划分的。其中，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1887年(光绪十三年)中朝官员合勘的中朝边界线具有法定意义。(本文作者董新春 系白山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主任)